“文体”指文学作品的文学与体貌，包括形下的体制形态、话语特征、阐述款式，形上的作风容貌、精神内涵等方面。中国文学由诗、赋、文、词、戏曲、演义等诸多文体组成，每种大类文体下还可按不同表率细分出万般小文体，如诗歌按格律可分为古、近体诗，按字数可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万般文体的历史发展、形态演变、地位升降以及相互和会，组成了中国文学的演进脚迹之一。王国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就是从文体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抽象。文体是文学创作与文学品评的基础，任何文学写稿皆离不开对体制的主持，文学品评也经常以文体为纲目、基准或前提而伸开。文章学相似与文体学密不能分。

中国古代的“文章”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不同期代或同期代的不同应用语境中，其内涵皆有所变化，不尽疏导。大体言之，早期的“文章”可泛指载于典册的一切翰墨、著述，汉代冉冉产生狭义内涵，指零丁成篇的文辞、辞章。南朝兴起“文笔之分”，“文”进一步减弱为特指“有韵者”，主要即诗赋骈文。唐代以后，在“诗文之分”的不雅念下，“文”转为指与有韵之诗相对的散文，跟着古文创新的长远进行，宋代的“文章”含义愈发倾向以古文为主，但同期也包含骈文，且不抹杀诗赋骈文。明清近代的“文章”见识险些兼综前代，甚而包括词、曲。不管任何含义下的文章学，长期建立在文体学的基础上。

文章学专论、著述多分体论说，文章总集、别集也多以文体为纲进行汇选、编次。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早期文学品评专论辨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文学文学的作风特征，并征询文体创作与作者性格的关系等话题。晋代挚虞《文章流别》按体概要，萧统《文选》更是文体分类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以文体论手脚主要组成部分，所论波及文章学各层面问题，记号着文章学与文体学的成立。唐宋以来，总集与别集出现纪年、分门、分类、分东谈主等万般编纂款式，但以体序次依然是主流。一些总集在以体序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多种层级的分类款式，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统》将万般文体归总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清代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取舍门、类、体三级分类法，将历代文体别离为十一类，再统摄为“著述门”“告语门”“记录门”三门。同期出现万般专体选集、论著，如敷陈、概要骈体文的《四六谈麈》《骈体文钞》，编选古文的《古文要津》《古文辞类纂》，专选奏议文体的《宋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针对碑志文体的《金石录》《金石例》等。

文章学中的好多念念想、命题皆根植于文体不雅念。在体用论上，中国古代基本文学不雅念“文以载谈”就是针对文体的功用而言，唐宋古文家从文体首先创新文风、倡导“明谈说”，以古文取代或改进骈文。在源流论上，“文本于经”的宗经念念想是聚拢历代文章学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内涵很猛经由上是指“文体本于经”，以六经手脚后世抒怀、议论、叙事等文体的体制与念念想源泉。创作论方面，“文章以体制为先”的尊体不雅念是文学写稿的伏击宗旨，而“破体”则是文学创新的伏击技术。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欧阳修“以文为赋”，唐诗中的“以古入律”，宋文中的“以古文为时文”“以文体为对属”“以论为记”等风光或宗旨，均是通过不同文体之间的互鉴而别开新路。尊体与破体的表面依据，往交游自批褒贬中的“辨体”念念想。李清照《词论》、元代祝尧《古赋辩体》通过辨析词、赋区别于诗、文的“本色”特征建立其文体零丁性。“正变说”“通变不雅”亦与辨析文体作风的“正统”“本色”谈论。“唐文三变说”、陈衍“三元说”是基于不同期段内文体的作风变化所提议的论题，“南北文学不同论”则揭示了不同地舆环境、民风文化下文学创作的体貌互异。文学史上着名的李杜之争、唐宋诗之争、秦中文与唐宋文之争、骈散之争、文言口语之争，均是围绕文体的价值序次或作风优劣所伸开的论战及表面探索。

文体学与文章学具有诸多重迭之处，但也存在离别。从学科的逻辑开拔点开拔，文体学的发生源自辨体厚实，而文章学则产生于篇翰厚实。尽惩处论自愿真理真理上的辨体与篇翰不雅念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变成，但谈论厚实早在商周时候已萌芽。据相关学者推敲，早期礼法庆典与职官轨制等东谈主类步履、步履当中蕴含了祭祀、盟誓、政令、规谏等文体期骗，这些文体好多是表面、辞命性质的，并未变成篇章，但从甲骨刻辞、《左传》等文件记录的文辞称引中，如“祝曰”“谏曰”“戒之曰”“对曰”“祷曰”等，已显现出文体分类、辩别文体性质的辨体厚实。篇翰厚实的发生相似很早，甲骨卜辞中的界线区分等刻写款式就是最原始的对文意单元的辨识，青铜器铭文、战国简牍的结构神气已具备一定的篇章性质，春秋时候《诗》《书》等文件编集整理使命体现出更为昭着的篇翰厚实。

辨体与篇翰的不同逻辑开拔点，令文体学与文章学虽有疏导的推敲对象和许多重合的温雅界限，但各自的侧要点和学科特性仍有区别。相对而言，文体学愈加明慧对文章文学体貌的辨析、文体归类与分类、文体源流的梳理等体制方面，而文章学更多分析作品的谋篇立意、章法结构、遣意造句、修辞技法、典故期骗等文本层面。中国古代的好多表面作品皆同期兼具文体学与文章学的性质，但其中仍有一些在文体学视域下更为伏击、另一些则在文章学界限更具记号真理真理。前者如梁代任昉《文章缘起》，元代郝经《续后汉书·文章总叙》，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黄佐《六艺流别》等，不管在体例照旧内容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的抽象化、简明化、体系化或谱系化倾向。《文章缘起》取舍简明的簿录体例著录文体及文章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六艺流别》取舍“序题”模式，在目次或每类文体选文之前只言片语地抽象、梳理该体的体制特色、渊源流变；郝经将万般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构建起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进一步取舍“文体树状图”的阐释模式，将历代文体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之下。后者如南宋陈骙《文则》、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法则序》、魏天应《论学绳尺》、孙奕《履斋示儿编·文说》，元代陈绎曾《文说》《文筌》、倪士毅《作义要诀》等，大多产生于科举取士布景下，以指令举子应考写手脚标的，主要着眼于作文技法的总结、揭示，具有激烈的实用性指向与精采化特征。《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征询修辞学的著述，总结出“取喻”“助辞”“倒言”“强横句法”等多种写稿手法；《崇古文诀》《文说》《文筌》以“格法”评文，索取文格、文法近百种；《论学绳尺》《作义要诀》阐说制义程式中“破题”“接题”“讲题”“原题”等写法，成为明清八股学之起原。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体分类与文学不雅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推敲均与古代践诺气象发生一定错位。在番邦文学分类的影响以及口语文认知的布景下，古代文体被简化为诗歌、散文、戏曲、演义四种，其中“散文”概指文章，而精深丰富的文章文学被冷漠。古代的“文章”见识本就含义平日、变动不居，当代文章学推敲出于学科践诺性的议论，沿袭成习地将“文章”界定为废除诗词曲及专书的狭义见识，又在“纯文学”不雅念的影响下，倾向于将文章学内涵窄化为修辞学。连年来，文体学与文章学推敲获取长足发展，好多依然被冷漠的骈文、骈文、著述文体以及在古代很伏击的实用文体、文章皆得到温雅。文体学与文章学皆是中国脉土自有的顺次论，如何从“中国自主学问体系”的态度开拔，在转头古代文学原始语境的同期兼具中西视线，将文体学与文章学推敲有机勾通，或为现在需要进一步念念考的问题。

（作者：王 芊欧洲买球赛体育信息，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副推敲员）